巴黎的談判比預想順利。
法國人很務實——也許是因為“孤拔級”的首艦“法蘭西”號已經開始在迪拜鋪設龍骨,他們嘗到了甜頭。
外交部長湯姆森在王文武抵達當天就設宴款待,地點在外交部宴會廳,規模比倫敦小,但氣氛熱絡得多。
“王先生,倫敦那邊……談得如何?”湯姆森舉杯時,看似隨意地問。
“達成了諒解。”王文武說,“英國同意解禁貿易,我們同意不向德國轉讓最新技術。”
“聰明。”湯姆森笑了,“英國人總算學會現實了。那我們呢?‘孤拔級’之后,還有什么合作空間?”
“很多。”王文武列舉,“法國在越南、阿爾及利亞的礦產,我們可以長期采購。法國的光學儀器、精密機械,我們可以引進。當然,還有更多的戰艦訂單。”
湯姆森眼睛亮了:“新設計?”
“比‘孤拔級’強百分之二十,但價格也會更高。”王文武拋出誘餌,“如果法國有興趣,我們可以提供方案。”
“條件呢?”
“兩個。”王文武豎起手指,“第一,法國在東南亞的殖民地,對蘭芳商船完全開放港口。第二,法國支持蘭芳在國際場合的合法地位——不需要正式承認,但投票時別反對。”
湯姆森和旁邊的海軍部長杜布瓦交換眼神。
“可以談。”湯姆森說,“但我們要先看設計方案。”
“以后能看到的。”
接下來的三天,王文武在巴黎見了十二撥人。銀行家想投資波斯灣的油田,工業家想賣機床,船廠想接“孤拔級”的零部件訂單——雖然整艦在迪拜造,但法國企業可以做配套。
杜布瓦將軍私下請王文武吃飯,在一家塞納河左岸的小餐館。
“王先生,說實話,”酒過三巡,這位老將軍嘆口氣,“我很羨慕你們。”
“羨慕什么?”
“羨慕你們能造出‘光復號’。”杜布瓦說,“法國海軍……曾經是歐洲第一,現在連德國都追不上。我們買你們的船,是因為我們自己造不出來。”
這話說得很直白,甚至有點傷感。
王文武給他斟酒:“將軍,技術是流動的。今天是我們領先,明天可能是法國。關鍵是……要保持開放和學習的心態。”
“學習?”杜布瓦苦笑,“向誰學?英國?他們防我們像防賊。德國?他們恨不得我們永遠落后。只有你們……愿意賣真正的先進技術。”
他頓了頓,壓低聲音:
“王先生,有件事……巴黎這邊有風聲,說俄國人在接觸你們?”
消息傳得真快。王文武面不改色:“例行外交接觸。”
“不只是例行。”杜布瓦盯著他,“沙皇親自邀請,對吧?我提醒你——俄國人不可靠。他們今天可以跟你稱兄道弟,明天就能為了利益出賣你。看看他們在遠東怎么對清國的,再看看現在怎么對日本的。”
“謝謝提醒。”
“還有,”杜布瓦聲音更低,“如果你們真要去俄國,小心日本人。他們在圣彼得堡有大量間諜,而且……很恨你們。”
“恨我們?”
“你們在爪哇打了荷蘭人的臉,日本人看到了。”杜布瓦說,“他們覺得,你們是亞洲人,卻跟歐洲人混在一起,還造出了比他們更好的戰艦。這種心理……很復雜。最主要的是你們是·····華人!”
王文武記住了。
離開巴黎前一晚,王文武在酒店房間見了最后一個人——美國《紐約時報》駐歐洲記者,約翰·里德。一個三十歲出頭的年輕人,眼睛里有種記者特有的敏銳。
“王先生,打擾了。”里德英語說得很快,“我就問一個問題:蘭芳是否有意訪問美國?”
問題很突然。
王文武反問:“為什么這么問?”
“因為華盛頓有人在關注你們。”里德直言不諱,“海軍部、國務院、甚至白宮。‘光復號’通過蘇伊士的照片傳到美國后,引發了很多討論。有人擔心,有人好奇,但所有人都想知道——這個突然冒出來的華人國家,到底想干什么?”
“我們想回家。”王文武說,“回到南洋,重建我們的國家。”
“就這么簡單?”
“對一個流亡了的民族來說,這已經很難了。”
里德盯著他看了幾秒,然后點頭:“我信。但美國人可能不信。他們習慣了用最復雜的動機揣測別人。”
他從包里掏出一張名片:“如果你們真想去美國,打這個電話。我能幫你們聯系到該聯系的人。”
王文武接過名片:“里德先生為什么幫我們?”
“因為我討厭帝國主義。”里德說得干脆,“英國、法國、德國、俄國、日本……都在瓜分世界。現在突然冒出個挑戰者,而且是被壓迫過的民族,這故事……很精彩。”
他起身,戴上帽子:
“王先生,歷史是贏家寫的。但如果輸家也能發出聲音,歷史會更真實。我希望蘭芳能發出聲音。”
他走了。
王文武看著手里的名片,紐約的地址和電話。世界的另一邊,也在關注這邊。
從巴黎到圣彼得堡的專列走了三天。
越往東,天氣越陰郁。離開德國進入波蘭時,六月的陽光消失了,鉛灰色的云層壓得很低。經過俄國邊境,景象更荒涼——大片的森林、沼澤,偶爾出現的村莊都是木屋,屋頂歪斜。
李明遠看著窗外,小聲說:“這地方……比波斯灣的沙漠還荒涼。”
“但地下有石油、有礦產、有森林。”王文武說,“俄國是個捧著金碗要飯的巨人。”
列車在維爾諾停了一晚,換車頭,加掛車廂——俄國人派了一個外交部的官員和一個翻譯陪同,說是“協助”,實為監視。
第四天下午,列車終于駛進圣彼得堡。
這座彼得大帝建造的都城,在涅瓦河口鋪展開來。冬宮的穹頂金光閃閃,海軍部大廈的尖塔刺破天空,但街道上行人稀少,馬車駛過時濺起泥水——圣彼得堡建在沼澤上,永遠潮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