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小娃娃，是不是在等車？”老大爺喊道，“外頭冷，來，屋里暖和。”

周卿云愣了一下。

他看了看老大爺，又看了看那間工棚。

工棚的門開著，能看見里面隱約有火光反射出來……應該是生了爐子。

還能看見里面坐著兩三個人，看樣子也是等車的乘客。

猶豫了幾秒，周卿云站起身，拍了拍身上的土，朝工棚走去。

走到近前，老大爺沖他笑了笑，露出缺了幾顆牙的嘴巴：“進來吧，里頭有火。”

“謝謝大爺。”周卿云道了謝，走進工棚。

一進門，一股熱氣撲面而來。

工棚里果然生了爐子。

一個鐵皮爐子，燒得正旺，爐子上坐著一把鐵壺，水已經開了，“咕嘟咕嘟”冒著白氣。

爐子周圍擺著幾個小板凳，此刻已經坐了三四個人，有男有女，應該都是等車的旅客。

見到周卿云走進來，大家都友善地點點頭。

周卿云找了個空位坐下，把那一捆報紙放在腳邊。

“大爺，您是……”周卿云問。

“看工地的。”老大爺也走進來，坐在爐子邊，掏出旱煙袋，“車站翻建，年前就開始拆了。拆到一半，天冷了，凍得梆硬，沒法施工，就停了下來。”

他點著旱煙，吸了一口，繼續說：“停了工，但工地里的東西不能沒人看，鋼筋、水泥、磚瓦，都是值錢玩意兒。所以施工隊就搭了這個棚子，留個人在這兒看著。”

“那您……”周卿云看了看老大爺，“大過年的，不回家？”

“回啥家？”老大爺笑了，笑容里帶著一點苦澀，但更多的是坦然，“留下來有錢拿啊。”

他吸了口煙，緩緩吐出來：“家里人多，地少。靠種那幾畝薄田，根本養不活一大家子。我和兩個兒子，從前年就出來在工地找活干。”

“一把老骨頭雖然不認識字，但力氣還是有的。”

他說得很平靜，但每個字都透著生活的重量。

“工地活辛苦，搬磚、和泥、抬鋼筋……一天下來，常常累得腰都直不起來。但收入比種地強多了。一天能掙兩三塊，一個月就是七八十塊。這要是在農村，想都不敢想。”

老大爺頓了頓，目光望向遠處……那是縣一中的方向。

“家里還有三個孫子、孫女。我和兒子現在拼命干，就指望多賺點錢，讓孫子一輩能安心多讀書。”

說到孫子輩，老人的眼睛亮了起來：“讀書，才有出路。你看縣一中，每年都能考出去幾個大學生。聽說去年，還有個娃娃考上了上海的大學，可厲害了。聽說還當了作家，今年還上了春晚……”

周卿云的心“咚”地一跳。

這瓜……怎么吃到自己身上了？

他下意識地低下頭，假裝整理腳邊的報紙，生怕被認出來。

好在老大爺只是感慨，并沒有看他，繼續說：“咱不指望自家孫子能有那么大的本事。那種人都是文曲星下凡，我們尋常人家比不上，但只要我家的娃娃能考出去，能走出這片黃土高坡，去看看外面的世界，我這輩子，就知足了。”

工棚里安靜了一會兒。

爐火“噼啪”作響，鐵壺里的水汽裊裊升起。

其他幾個等車的乘客也聽得入神，有人點頭，有人嘆氣。

這就是1988年的中國。

改革開放進入第十年，變化正在發生。

有人開始走出去，去城市，去工地，去尋找新的活路。

有人開始意識到，讀書，可能是底層人民改變命運的重要途徑。

而像周卿云這樣已經“走出去”的人，則成為了無數人眼中的希望和榜樣。

周卿云坐在小板凳上，抱著膝蓋，看著爐火。

他心里涌起復雜的情緒。

有被認可的暖意，有被期待的沉重，也有一種說不清道不明的責任感。

“小娃娃，”老大爺忽然問，“你這大過年的等車？去哪兒？”

“回白石村。”周卿云說。

“哦，白石村啊。”老大爺點點頭，“知道，在山上，缺水、還窮。聽說那邊，連小媳婦都不愿嫁過去。”

他又吸了口旱煙，笑了：“不過聽說，白石村要打井了。是個考上復旦的娃娃出的錢。了不得，了不得啊。”

周卿云沒說話。

他只是看著爐火，看著那跳躍的、溫暖的火光。

工棚外，寒風呼嘯。

工棚內，爐火正旺。

時間，在等待中緩緩流逝。

而他心中，卻有一個念頭在瘋狂滋生。

自從《山楂樹之戀》完本之后，周卿云其實一直在思索自己下一步該寫什么。

這個問題，在他腦海里盤桓了許久。

第一個跳出來的答案是《活著》。

對，就是余老師的那本《活著》。

這本書前世他讀過無數遍，每讀一次，心就被揪緊一次。

那本書就像一把鈍刀，慢慢割開生活的真相，讓你看見血淋淋的苦難，然后在絕望中，又讓你看見一點點微弱卻堅韌的光。

如果寫《活著》，會怎樣？

周卿云認真想過。

從文學地位來說，《活著》是當代中國文學的巔峰之作之一，獲得了國內外無數獎項，甚至在未來會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提名。

如果他現在“寫”出來，毫無疑問會一舉奠定自己在文壇的地位。

從“錢途”來說，《活著》的暢銷程度有目共睹。

單行本、再版、各種版本、影視改編……

如果現在推出，借著春晚的熱度，絕對能大賣特賣。

這看起來是最合適的答案。

一個重生者，帶著前世的知識，“抄”一本經典之作，名利雙收，改變命運，走上人生巔峰……這是多少網文主角的標準操作。

但周卿云猶豫了。

猶豫了很久。

最后，他還是放棄了這個想法。

不是因為《活著》不好。

恰恰相反，是因為它太好了，好到周卿云覺得現在的自己配不上它。

不是年齡的問題，雖然一個十九歲的年輕人要寫出《活著》那種歷經滄桑、看透生死的筆力，確實會很容易讓人懷疑。

但更重要的是，那種絕望中找尋希望的底色，那種把苦難咀嚼到極致后吐出的珍珠，那種對生命最本質的叩問……

這些，都不是現在的周卿云想要表達的。

后世讀者總愛說：“人生七苦嘗盡，才能知道活著的意義。”

但周卿云想說：這世間的苦難有千萬種，但幸福只有一種。為什么非要放棄這唯一的幸福，去追求那無盡的苦難呢？

他重生一世，不是為了重復苦難，不是為了咀嚼絕望。

他是要改變，要創造，要讓身邊的人過得更好，要讓這片土地變得更美。

苦難值得書寫，但希望更值得歌頌。

掙扎值得記錄，但奮斗更值得銘記。

所以，《活著》，他不想寫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