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09年12月31日，深夜。

陳峰站在新建成的“華埠”三號住宅區的中央廣場上。這里半年前還是一片荒地，現在矗立著十二棟四層磚混樓房，每棟住著六十四戶人家。廣場中央立著一根旗桿，黃龍旗在夜風中輕輕飄揚。

廣場上聚集了上千人。有剛下班的工人，有放學回家的孩子，有擺攤賣夜宵的小販，還有像陳峰這樣，只是想來感受氣氛的人。

今天是除夕。

不是農歷新年，是公歷的新年前夜。蘭芳采用了公歷作為官方歷法，這是一個象征——他們是一個現代國家，不屬于清朝，也不屬于任何舊時代。

“十！九！八！”

人群開始倒數。聲音起初雜亂，然后逐漸整齊。不同口音的中文——福建話、廣東話、客家話、潮汕話——最終匯合成同一個詞：

“三！二！一！”

“新年快樂！”

（海皮牛呀）

歡呼聲爆發出來。有人拋帽子，有人擁抱身邊的人，孩子們興奮地尖叫。廣場角落的一支小樂隊開始演奏，是改良版的《茉莉花》——旋律被加快了，加入了西洋樂器的和聲，聽起來既熟悉又陌生。

陳峰沒有加入歡呼。他只是站著，看著。王伯站在他身后半步，老人今天特意穿了件新做的棉袍，但還是在外面套了那件穿了多年的舊馬褂。

“少爺，又一年了。”王伯說。

“是啊，又一年。”陳峰看著歡呼的人群，“1909年……我們交付了八艘戰艦，建成了第十號船塢，人口突破了一百五十萬。”

“還多了三千七百名阿拉伯族裔的公民。”王伯補充。

陳峰點點頭。他想起了薩勒曼長老，想起了那些在沙漠中生活了幾百年的貝都因人，現在成了蘭芳的公民，拿著藍色的身份證，在船塢和鐵路上工作，孩子在學校讀書。

這不是他最初計劃的一部分。但發生了，而且發生得很好。

“王伯，”他忽然問，“您想家嗎？想福建的那個小漁村？”

王伯沉默了很久。久到陳峰以為他不會回答了。

“想。”老人終于說，聲音很輕，“想村口那棵大榕樹，想每天早上出海時看見的朝陽，想我娘做的蝦仔煎。但是……”

他頓了頓：

“但是這里也很好。這里的人，都是從四面八方來的，都是離了家的人。大家在一起，互相取暖，互相攙扶，慢慢就變成了新的家。”

陳峰看向廣場上的人群。他看到一個年輕的母親抱著孩子，指著天上的星星在說什么；看到一對老夫妻互相攙扶著散步，丈夫給妻子緊了緊圍巾；看到一群剛下班的工人在小攤前吃面條，有說有笑。

這些人，三年前可能互不相識，來自天南地北。但現在，他們成了鄰居，成了同事，成了朋友。

他們在建造一座城，也在建造一個新的“家”。

“少爺，”王伯又說，“您看那邊。”

陳峰順著他指的方向看去。廣場邊緣，一群孩子圍成一個圈，在玩一種游戲——一個孩子站在中間閉著眼睛數數，其他孩子躲藏。但當中間的孩子數到十，睜開眼睛時，所有孩子都從藏身處跑出來，大喊：“找到你了！”

游戲很簡單。但陳峰注意到，玩的孩子里有華人，也有兩個阿拉伯族裔的孩子。他們用磕磕絆絆的中文交流，有時夾雜著手勢，但笑得很開心。

“他們的父母可能還不太會彼此的語言，”王伯說，“但孩子們已經玩到一起了。”

陳峰感到胸口涌起一股暖流。那是比交付戰艦、比建成船塢更深的滿足感。

因為戰艦會老舊，船塢會破損，但孩子們的笑聲，會一代代傳下去。

“走吧。”他說，“我們回行政樓。明天還有新年會議。”

兩人離開廣場，走向停在街角的汽車。路上經過一排新開的店鋪——裁縫店、雜貨鋪、藥店、甚至一家小書店。店鋪都還亮著燈，有些店主在門口貼春聯，雖然離農歷春節還有一個月，但他們已經迫不及待了。

“老板，新年好啊！”一個店主看見陳峰，主動打招呼。他沒有認出這是大統領，只當是個普通的過路人。

“新年好。”陳峰微笑回應，“生意怎么樣？”

“好得很！這個月賣了二十臺縫紉機，都是咱們自己廠造的！”店主自豪地說，“以前都從德國進口，現在不用了！”

陳峰點點頭。民用工業也在起步了。縫紉機、自行車、鐘表、簡單的家電……這些看似不起眼的產品，才是真正改善民生的東西。

坐進車里時，陳峰最后看了一眼廣場。狂歡還在繼續，音樂還在飄揚，孩子們還在奔跑。

這是他們在沙漠中建造的綠洲。不，不止是綠洲——是家園，是希望，是種子。

“開車吧。”他對司機說。

車緩緩啟動，駛向行政樓。路上，陳峰忽然說：“王伯，明年……1910年。該開始準備‘南洋計劃’的前期工作了。”

王伯的身體微微一震。他知道這四個字的分量——那是蘭芳存在的終極意義。

“少爺，是不是……太早了？”

“不早了。”陳峰看著窗外掠過的燈火，“三年準備，三年實施。1913年，我們要邁出回家的第一步。”

“第一步去哪里？”

“新加坡。”陳峰說得很肯定，“那里有三十萬華人，有世界第三大港口，有英國人的基地。我們要去那里建立第一個海外據點，不是用武力，是用貿易，用文化，用影響力。”

王伯快速思考著這個計劃的含義。新加坡是英國的殖民地，但華人占多數。如果能在那里站穩腳跟，就等于在回家的路上建立了第一個中轉站。

“需要多少資金？”他問。

“至少五百萬英鎊。用于建立商行、學校、醫院、船運公司。我們要讓新加坡的華人知道，有一個叫蘭芳的國家，在等著他們回家。”

“但英國人不會坐視不管。”

“所以需要技巧。”陳峰說，“不是硬闖，是滲透。用商業合作的名義，用文化交流的借口，一點一點地進去。等到英國人反應過來，我們已經在那里扎根了。”

車停在行政樓前。陳峰沒有立刻下車，他坐著，看著樓里亮著的燈火。很多辦公室的燈還亮著，有人在加班，有人在準備新年的工作。

這些人，信任他，跟著他，把未來押在他身上。

他不能辜負這份信任。

“王伯，”他最后說，“新年快樂。”

“少爺也新年快樂。”王伯說，聲音有些哽咽，“老朽會一直陪著您，直到咱們回家那天。”

陳峰拍拍老人的手，然后推門下車。

寒風撲面而來，帶著沙漠夜晚特有的凜冽。但他不覺得冷，因為心里有一團火。

一團燒了三年，還會繼續燒下去的火。

他走進行政樓。電梯上行，停在頂層。走廊里很安靜，只有他的腳步聲在回蕩。

推開辦公室的門，桌上已經擺好了明天的會議文件。第一份文件的標題是：《1910-1913年南洋拓展計劃（草案）》。

他坐下，翻開文件。第一頁是地圖，從波斯灣到馬六甲海峽，再到南海，最后到婆羅洲。一條紅線標出了規劃的路線。

路很長。但再長，也要走。

因為路的盡頭，是家。

窗外傳來遠處廣場上隱約的歌聲。人們在唱一首老歌，歌詞聽不清，但旋律是歡快的，充滿希望的。

陳峰放下文件，走到窗前。他看見迪拜港的萬千燈火，看見船塢區的探照燈光柱，看見更遠處沙漠中貝都因部落的篝火。

紅色身份證，藍色身份證。

華人，阿拉伯人。

造船的，放牧的，教書的，看病的。

所有人，都在為同一個未來努力。

這就夠了。

他回到桌前，拿起筆，在計劃書的扉頁上寫下：

“1910年。種子已萌芽，靜待花開時。”

寫完，他放下筆，關上臺燈。

辦公室里陷入黑暗，但窗外的燈火，依然明亮。